
韩国人常开玩笑世纪汇通,这辈子躲不开三样东西:税收、死亡和三星。韩国甚至被戏称为“三星共和国”,单是三星一家的营收,一度能占到韩国GDP的1/5。
从出生住的医院、用的手机,到去世可能涉及的殡葬服务,韩国人的生活几乎处处渗透着财阀的痕迹。今天我们就聊聊,这些能“掌控”韩国人一生的财阀,到底是怎么来的,又为何能根深蒂固到难以撼动。
很多人以为财阀是韩国本土产物,其实它的“启蒙老师”是日本财阀。1910年到1945年日本殖民朝鲜半岛期间,三井、三菱这些日本财阀带着“家族控制+自有银行”的模式进入,扩张时靠自家银行融资,把利益牢牢锁在内部。这种模式给当时的韩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,也成了后来韩国财阀的“模板”。
展开剩余86%1945年日本投降后,留在韩国的工厂、公司、银行全被定为“敌产”,收归韩国当局。这笔“敌产”几乎囊括了当时半岛上所有像样的产业,占韩国总财富的90%左右。
新政府一夜之间握了经济命脉,但普通韩国人没跟着变富——李承晚当政的十多年里,韩国还是农业社会,工业基础近乎为零,经济水平连一些非洲国家都比不上。
但有人在这时候发了大财,比如三星创始人李秉喆、现代创始人郑周永。他们的发家路不是靠“企业家精神”,而是靠跟权力勾结。
当时日本留下的资产、美国给的援助物资,分配权全在李承晚手里。李秉喆们靠给政治现金、送回扣,以极低的价格拿到这些资源,再把钱砸进“三白产业”——棉纺织品、白糖、面粉。这些都是老百姓刚需,加上政府限制同类外国产品进口,韩国人只能买他们的东西,哪怕贵、质量差也没得选。这本质上就是“国家级劫贫济富”。
不公的局面直到1961年被打破。这一年,少将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,苦日子过够了的韩国民众甚至敲锣打鼓欢迎他——只要能掀翻李承晚,没人在乎是不是政变。随后朴正熙开启18年铁腕统治,也彻底改变了财阀的命运。
朴正熙出生于日据时期,早年还在日军服过役,对日本“国家主导经济”那套深信不疑。他上台第一件事就是把李秉喆这些富豪全抓了,罪名是“非法敛财”。
但他没真为难这些人,反而把他们叫到一起签了“生死契约”:罪可以免,但你们的钱和精力必须投到国家指定的产业里,为国效力。富豪们根本不敢拒绝,纷纷表态“愿意跟着国家干”,财阀也从“非法敛财的罪犯”,摇身变成“产业报国的战士”。
为了牢牢控制财阀,朴正熙还把所有私营银行收归国有——这招掐断了财阀的资金命脉,从此谁能拿到贷款、拿多少,全由政府说了算。同时他还在国际上“搞钱”:1965年顶着骂名和日本签《韩日基本条约》,放弃战争赔款换来了8亿美元赠款和贷款;越南战争期间,派30多万韩国军队参战,换来了美国的巨额援助。
有了钱,朴正熙从1962年开始搞“经济开发五年计划”,第一个目标就是发展纺织等轻工业,核心就一个:出口。为了让财阀玩命干,政府给的支持堪称“保姆级”——低息贷款、国家担保国外融资,总结下来就是“你大胆借钱,亏了算国家的”。
当时每个月在总统府开的“扩大出口促进会议”特别刺激:朴正熙亲自坐镇,挨个念财阀的出口数据。完成任务的,当场给新项目贷款或新行业牌照;没完成的,直接劈头盖脸骂。在这种“胡萝卜加大棒”下,韩国出口额从1962年的5000万美元,飙到1977年的10亿美元。
到了70年代,美国在亚洲收缩兵力,朴正熙提出“自主国防”,开始砸钱发展钢铁、造船、电子这些重化工业。为了建钢铁厂,他把日本给的赔款给了老部下朴泰俊,朴泰俊立下军令状“项目失败就集体跳海”,最后浦项制铁建成半年就盈利,震惊世界;现代集团从零开始搞造船,短短几年就成了世界第二大造船厂;李秉喆更有远见,力排众议成立三星电子,当时连政府官员都觉得他疯了,可这步棋让三星后来成了全球电子业霸主。这时候的财阀,早已不只是企业,而是韩国的“国防承包商”,成了“大到不能倒”的存在。
1979年朴正熙被刺杀,独裁统治结束,1987年韩国迎来民主化改革。很多人以为,靠独裁者庇护的财阀该落幕了,可历史偏偏更“魔幻”——韩国人把总统权力关进笼子的同时,意外把财阀从笼子里放了出来。
之前的财阀再风光,也只是“国家高级打工仔”,政府让干啥就干啥;可民主化后,政府没法再铁腕干预,财阀趁机完成了关键转型:从“国家工具”变成“家族统治”的私产。这背后靠的是两种操作:金字塔控股和交叉持股。
金字塔控股很好理解。比如你有1亿本金,常规操作只能控制不到2亿的公司;但用金字塔模式,你先成立控股公司,投1亿占51%股份,这家公司名义资金近2亿;再用这2亿成立子公司,依然占51%股份,子公司资金能到3.92亿;再往下第三层,就能撬动7.69亿——层层叠加后,1亿本金能控制十几亿、几十亿的集团。
交叉持股更简单,就是集团内部公司互相买股份,形成闭环。比如A公司持B公司股份,B持C公司股份,C再反过来持A公司股份。
这样一来,外部股东哪怕买下一家公司,也动不了整个集团;财阀家族只要握一点股份,就能通过内部互锁放大控制权。
2017年的“三星太子爷案”就是典型。李在镕要接班时,持股不多,就想让自己控股的“第一毛织”(相当于他的“亲儿子”)收购三星集团的“大管家”三星物产。
为了拿到控制权,他把第一毛织估值抬得极高,把三星物产估值压得极低。可三星物产里有个外部大股东——韩国国民年金公团(NPS),也就是老百姓的养老钱,NPS肯定不愿意吃亏。于是李在镕通过朴槿惠的闺蜜,给了朴槿惠3600万美元。最后在总统干预下,NPS投了赞成票,李在镕如愿掌权。
后来这事曝光,朴槿惠和闺蜜被判了20多年,但李在镕只关了一年就缓刑释放,还被下一任总统尹锡悦特赦。
这就是韩国的现实:财阀掌门几乎都因贪污、掏空公司被起诉过,可从没真付出代价——每次法院要重判,青瓦台就会出面“求情”,理由都是“他对韩国经济太重要,进去会影响国运”。法律在财阀面前,成了“宽松的旋转门”。
财阀给韩国社会带来的影响,远不止法律和道德问题。有句话叫“一鲸落,万物生”,可在韩国,财阀这棵“参天大树”不仅挡了阳光,还吸干了养分。
经济上,财阀的垄断到了惊人的程度:三星、SK、现代汽车、LG这四家,年收入加起来占韩国GDP的40.8%;前30家财阀更是占了77%。韩国人创造的财富,近八成在财阀体系里流转。出口方面,四大财阀贡献了韩国近一半的出口额,直接决定韩国经济走向。
更要命的是,财阀还挤压了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。韩国小企业研发出新技术,财阀会先来“合作”,等学走技术后,就用资本优势把小企业挤出市场;给财阀供货的小工厂,利润被压得比纸还薄,只能勉强活着,敢怒不敢言——韩国人把这种关系叫“甲乙关系”。这也导致韩国初创企业存活率极低:1/3在第一年倒闭,剩下的一半在第二年倒下,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。哪怕韩国研发投入占GDP的4.9%(全球最高之一),创新成果也只集中在财阀手里。
就业市场更是被分成“头等舱”和“经济舱”:财阀只雇韩国10%的劳动力,却给最高的薪水、最好的福利和社会声望;普通企业吸收90%的人,薪资却天差地别——这种差距在发达国家里排第一。于是所有年轻人都削尖了脑袋往财阀钻,仿佛人生只有“财阀内”和“财阀外”两种选择。
可韩国人对财阀的态度,又矛盾到极致:一方面,没有财阀就没有“汉江奇迹”,韩国的手机、汽车、家电这些引以为傲的产业,都是财阀一手打造的,是民族自豪感的来源;另一方面,财阀又是“社会公敌”,让无数年轻人看不到希望。你去问一个韩国年轻人,他可能一边痛骂财阀,一边又梦想着进财阀工作。
这种全民性的矛盾,正是财阀难以撼动的根源——摧毁财阀世纪汇通,在某种程度上就等于摧毁韩国社会的根基。从日本殖民时期的“启蒙”,到朴正熙时代的“工具化”,再到民主化后的“家族化”,财阀早已和韩国的经济、政治、社会绑在了一起,成了韩国人躲不开也拆不散的“影子”。
发布于:河南省华泰优配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