韩国人常开玩笑世纪汇通，这辈子躲不开三样东西：税收、死亡和三星。韩国甚至被戏称为“三星共和国”，单是三星一家的营收，一度能占到韩国GDP的1/5。
从出生住的医院、用的手机，到去世可能涉及的殡葬服务，韩国人的生活几乎处处渗透着财阀的痕迹。今天我们就聊聊，这些能“掌控”韩国人一生的财阀，到底是怎么来的，又为何能根深蒂固到难以撼动。
很多人以为财阀是韩国本土产物，其实它的“启蒙老师”是日本财阀。1910年到1945年日本殖民朝鲜半岛期间，三井、三菱这些日本财阀带着“家族控制+自有银行”的模式进入，扩张时靠自家银行融资，把利益牢牢锁在内部。这种模式给当时的韩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，也成了后来韩国财阀的“模板”。
展开剩余86%1945年日本投降后，留在韩国的工厂、公司、银行全被定为“敌产”，收归韩国当局。这笔“敌产”几乎囊括了当时半岛上所有像样的产业，占韩国总财富的90%左右。
新政府一夜之间握了经济命脉，但普通韩国人没跟着变富——李承晚当政的十多年里，韩国还是农业社会，工业基础近乎为零，经济水平连一些非洲国家都比不上。
但有人在这时候发了大财，比如三星创始人李秉喆、现代创始人郑周永。他们的发家路不是靠“企业家精神”，而是靠跟权力勾结。
当时日本留下的资产、美国给的援助物资，分配权全在李承晚手里。李秉喆们靠给政治现金、送回扣，以极低的价格拿到这些资源，再把钱砸进“三白产业”——棉纺织品、白糖、面粉。这些都是老百姓刚需，加上政府限制同类外国产品进口，韩国人只能买他们的东西，哪怕贵、质量差也没得选。这本质上就是“国家级劫贫济富”。
不公的局面直到1961年被打破。这一年，少将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，苦日子过够了的韩国民众甚至敲锣打鼓欢迎他——只要能掀翻李承晚，没人在乎是不是政变。随后朴正熙开启18年铁腕统治，也彻底改变了财阀的命运。
朴正熙出生于日据时期，早年还在日军服过役，对日本“国家主导经济”那套深信不疑。他上台第一件事就是把李秉喆这些富豪全抓了，罪名是“非法敛财”。
但他没真为难这些人，反而把他们叫到一起签了“生死契约”：罪可以免，但你们的钱和精力必须投到国家指定的产业里，为国效力。富豪们根本不敢拒绝，纷纷表态“愿意跟着国家干”，财阀也从“非法敛财的罪犯”，摇身变成“产业报国的战士”。
为了牢牢控制财阀，朴正熙还把所有私营银行收归国有——这招掐断了财阀的资金命脉，从此谁能拿到贷款、拿多少，全由政府说了算。同时他还在国际上“搞钱”：1965年顶着骂名和日本签《韩日基本条约》，放弃战争赔款换来了8亿美元赠款和贷款；越南战争期间，派30多万韩国军队参战，换来了美国的巨额援助。
有了钱，朴正熙从1962年开始搞“经济开发五年计划”，第一个目标就是发展纺织等轻工业，核心就一个：出口。为了让财阀玩命干，政府给的支持堪称“保姆级”——低息贷款、国家担保国外融资，总结下来就是“你大胆借钱，亏了算国家的”。
当时每个月在总统府开的“扩大出口促进会议”特别刺激：朴正熙亲自坐镇，挨个念财阀的出口数据。完成任务的，当场给新项目贷款或新行业牌照；没完成的，直接劈头盖脸骂。在这种“胡萝卜加大棒”下，韩国出口额从1962年的5000万美元，飙到1977年的10亿美元。
到了70年代，美国在亚洲收缩兵力，朴正熙提出“自主国防”，开始砸钱发展钢铁、造船、电子这些重化工业。为了建钢铁厂，他把日本给的赔款给了老部下朴泰俊，朴泰俊立下军令状“项目失败就集体跳海”，最后浦项制铁建成半年就盈利，震惊世界；现代集团从零开始搞造船，短短几年就成了世界第二大造船厂；李秉喆更有远见，力排众议成立三星电子，当时连政府官员都觉得他疯了，可这步棋让三星后来成了全球电子业霸主。这时候的财阀，早已不只是企业，而是韩国的“国防承包商”，成了“大到不能倒”的存在。
1979年朴正熙被刺杀，独裁统治结束，1987年韩国迎来民主化改革。很多人以为，靠独裁者庇护的财阀该落幕了，可历史偏偏更“魔幻”——韩国人把总统权力关进笼子的同时，意外把财阀从笼子里放了出来。
之前的财阀再风光，也只是“国家高级打工仔”，政府让干啥就干啥；可民主化后，政府没法再铁腕干预，财阀趁机完成了关键转型：从“国家工具”变成“家族统治”的私产。这背后靠的是两种操作：金字塔控股和交叉持股。
金字塔控股很好理解。比如你有1亿本金，常规操作只能控制不到2亿的公司；但用金字塔模式，你先成立控股公司，投1亿占51%股份，这家公司名义资金近2亿；再用这2亿成立子公司，依然占51%股份，子公司资金能到3.92亿；再往下第三层，就能撬动7.69亿——层层叠加后，1亿本金能控制十几亿、几十亿的集团。
交叉持股更简单，就是集团内部公司互相买股份，形成闭环。比如A公司持B公司股份，B持C公司股份，C再反过来持A公司股份。
这样一来，外部股东哪怕买下一家公司，也动不了整个集团；财阀家族只要握一点股份，就能通过内部互锁放大控制权。
2017年的“三星太子爷案”就是典型。李在镕要接班时，持股不多，就想让自己控股的“第一毛织”（相当于他的“亲儿子”）收购三星集团的“大管家”三星物产。
为了拿到控制权，他把第一毛织估值抬得极高，把三星物产估值压得极低。可三星物产里有个外部大股东——韩国国民年金公团（NPS），也就是老百姓的养老钱，NPS肯定不愿意吃亏。于是李在镕通过朴槿惠的闺蜜，给了朴槿惠3600万美元。最后在总统干预下，NPS投了赞成票，李在镕如愿掌权。
后来这事曝光，朴槿惠和闺蜜被判了20多年，但李在镕只关了一年就缓刑释放，还被下一任总统尹锡悦特赦。
这就是韩国的现实：财阀掌门几乎都因贪污、掏空公司被起诉过，可从没真付出代价——每次法院要重判，青瓦台就会出面“求情”，理由都是“他对韩国经济太重要，进去会影响国运”。法律在财阀面前，成了“宽松的旋转门”。
财阀给韩国社会带来的影响，远不止法律和道德问题。有句话叫“一鲸落，万物生”，可在韩国，财阀这棵“参天大树”不仅挡了阳光，还吸干了养分。
经济上，财阀的垄断到了惊人的程度：三星、SK、现代汽车、LG这四家，年收入加起来占韩国GDP的40.8%；前30家财阀更是占了77%。韩国人创造的财富，近八成在财阀体系里流转。出口方面，四大财阀贡献了韩国近一半的出口额，直接决定韩国经济走向。
更要命的是，财阀还挤压了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。韩国小企业研发出新技术，财阀会先来“合作”，等学走技术后，就用资本优势把小企业挤出市场；给财阀供货的小工厂，利润被压得比纸还薄，只能勉强活着，敢怒不敢言——韩国人把这种关系叫“甲乙关系”。这也导致韩国初创企业存活率极低：1/3在第一年倒闭，剩下的一半在第二年倒下，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。哪怕韩国研发投入占GDP的4.9%（全球最高之一），创新成果也只集中在财阀手里。
就业市场更是被分成“头等舱”和“经济舱”：财阀只雇韩国10%的劳动力，却给最高的薪水、最好的福利和社会声望；普通企业吸收90%的人，薪资却天差地别——这种差距在发达国家里排第一。于是所有年轻人都削尖了脑袋往财阀钻，仿佛人生只有“财阀内”和“财阀外”两种选择。
可韩国人对财阀的态度，又矛盾到极致：一方面，没有财阀就没有“汉江奇迹”，韩国的手机、汽车、家电这些引以为傲的产业，都是财阀一手打造的，是民族自豪感的来源；另一方面，财阀又是“社会公敌”，让无数年轻人看不到希望。你去问一个韩国年轻人，他可能一边痛骂财阀，一边又梦想着进财阀工作。
这种全民性的矛盾，正是财阀难以撼动的根源——摧毁财阀世纪汇通，在某种程度上就等于摧毁韩国社会的根基。从日本殖民时期的“启蒙”，到朴正熙时代的“工具化”，再到民主化后的“家族化”，财阀早已和韩国的经济、政治、社会绑在了一起，成了韩国人躲不开也拆不散的“影子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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